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围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聚焦创新创业、增速换挡、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等关键词，与媒体记者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厉以宁委员：创新创业将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认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调整，新常态是一个结构调整之后的经济，很多产业需要不断升级；三要寻找新的动力。今后我国经济增长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而过去依靠数量规模扩大和投资驱动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
    谈及中国正在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厉以宁表示，借鉴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其关键是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一批可以复制和推广的模式。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贸易和投资并重。不是单纯地为了贸易，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投资，而是适合投资的就投资，适合开展贸易的就开展贸易。第二，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整个路线的畅通。第三，中国要与沿线国家更好地合作，互相谅解，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总以为连云港是通向中亚、东欧和西欧的最好路径，但最近发现重庆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通过利用长江水道，使得成本大幅降低。”厉以宁说。

    林毅夫委员：中国经济仍有8%增长“潜力”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种“潜力”不是说中国经济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
    谈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动力机制，林毅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基础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多在世界最前沿，因此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但发明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林毅夫表示，从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依靠这个机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2%~3%之间。与之类似，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要依靠所谓的后发优势。
   “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二至三倍，就像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0多年保持年均9.7%的增长速度，就是依靠这个机制。”林毅夫说。
经过30多年发展，如今我国这一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林毅夫认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
   “衡量产业和技术的最好方式是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后者代表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林毅夫说。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按照购买力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和美国的差距，新加坡1967年和美国的差距，相当于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而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在同样的水平之下实现了20年8~9%的增长。
    众所周知，过去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现如今，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资不断增加，这些产业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据统计，去年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7500美元。
    谈及我国经济增长新的比较优势，林毅夫列举了五大领域：一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装备制造业，以及新的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等。二是包括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在内的众多新业态。三是绿色环保、新能源等新产业，而那些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加工业也可以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四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创造巨大市场需求。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8%的增长潜力，达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林毅夫直言。

    常振明委员：今年国企改革加快三大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认为，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国企不能与效率低下划等号。据统计，2003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只有11家，2014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92家国企，这也是国有企业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
    “当评价一个企业的效率时，除经济效益之外，还应该考虑社会效益，例如高铁、石油、电信主干网、北斗导航、大型运输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具有投资大、社会影响大、回报期长的特点，因此需要国企来完成。”常振明表示，随着我国市场化和改革进程不断深化，国企、民企等会有一个自然分工，有些领域适合国企，而有些领域适合民企参与。
    常振明认为，做大、做好和做强国有企业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36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谈到企业都是国企，所以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企业的基因是国企。并且，现在国内企业都按照公司法注册，在实际注册时并不分国企和民企。“如果要给国企下一个定义，我理解应该有个行政归属，归国资系统管的就是国企。”常振明说。
    他同时认为，当前国企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主要包括两类问题：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一类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自身管理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反腐倡廉，还要建立透明的考核机制。相比之下，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则要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常振明认为，今年国企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即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资本是有属性的，而资产属于企业法人，这样做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而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权利。
    二是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进行改革。实际上国企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其功能，主要是明确公益性企业应该更多地侧重社会效益，而竞争型和商业类国有企业要更多关注经济效益，并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竞争型和商业型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要严格遵守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也可以根据资本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常振明说。
    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还要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

    陈锡文委员：转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改革是关键。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陈锡文委员指出，当前的农业农村，尽管我们取得了“十一连增”的粮食产量，但是问题也不能忽视。最突出的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投入品价格、农村购买服务的价格都在节节上升，成本上升就会导致价格不断上升。第二，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现在已经高于国际市场，这就构成了很大压力。第三，长期以来，人多地少为了吃饱饭不得不追求粮食产量，对于农业资源给予了太大压力，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对农村环境又造成了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保持农村农业发展，所以必须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为实现这一目标任务，中央一号文件已做了整体部署，并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给实现这些任务提供强大动力。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试点。在改革中，要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农民利益有保障。
    对于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怎么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的问题，陈锡文委员表示，支农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实际上财政困难是相对而言的。去年我们的财政增速减缓，但是总体来说和前年相比还增加了1100多亿元，增幅达到6%。所以国家绝没有到了增加农业投入拿不出钱来的程度。除了财政投资之外还要通过改革创新，还要通过科技创新，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办法来增加农民的增收。
    针对土地征收、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流转等问题，陈锡文委员表示，中央已正式发布文件，在全国选择33个县级单位进行改革试点。这些改革试点要突破某些现行法律条款，国务院已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试点的需要，授权在这33个试点县的范围内，在一定时间内调整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
    陈锡文委员表示，通过试点，最后确定暂时突破法律条款，允许这些地方在暂时不实行的3年后进行综合评估，看这种突破是不是更加符合实际需要，是不是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并借此修改现行的法律条款。如果综合评估的结果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那就继续恢复实行现在的条款。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陈锡文委员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包括山东省、安徽省和四川省，这3个省是在全省开展试点，但各地都有比较强的积极性。
    “据了解，大概95%以上有农村的县级单位都在开展试点，涉及3.4亿亩的土地，已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也在加速。根据有关部门在2014年6月底统计，全国农村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总面积大概是3.8亿亩，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转使用的农户接近6000万户，占全部承包农户总量的26%，这一进程正逐步向前推进。”陈锡文委员说。

    杨凯生委员：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不算太高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提升，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虽然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会增加，但和国际同行业相比，其不良贷款比例仍是偏低的，资产质量水平仍然较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必唱空中国银行业。
    据杨凯生委员测算，2014年，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大概上升了2500亿元左右。截至去年底，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为1.25%，虽然较前年的1.03%有所提升，但还不算太高。
    “英国《银行家》杂志去年曾对全球30家大银行的资产质量进行过统计分析，30家大银行中除去中国的银行，剩下20多家银行的平均不良率是3.96%。因此，与国际同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资产质量水平良好。”杨凯生委员说。
    对于将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杨凯生委员认为，这将取决于银行抵御风险、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如何。据介绍，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230%，也就是说，每1元钱的不良贷款，现在银行已经准备了2.3元钱来应对不良贷款可能带来的损失。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也是达到巴赛尔协议的要求，目前是13.18%。更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充足当中，核心资本比率是超过10%的，这在国际同行中又是领先的。
    杨凯生委员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确实比过去有所上升，但是针对于银行的整体资产来说，不良率还是比较低的，同时它们抵补未来可能出现新的风险的能力还是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空中国银行业似乎不必要，唱空中国银行业更没有什么道理。

     贾康委员：财税改革面临三大任务
    “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场锣鼓’。”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财税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和支柱。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财税改革方案也是率先获批。
    2014年，财税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预算制度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速。此外，继在10个省市开展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之后，财政部还探索建立“借、用、还”一体化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2015年财税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
    贾康委员认为，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现在面临3大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是预算改革，要提高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和监督权，这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领域民主法治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贾康委员提出，必须明确全口径预算，即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准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体系还要有具体合理的形式，今年开始采取3年滚动预算。还要有一些技术的配套，如必须引入权责发生制，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覆盖表，等等。此外，转移支付方面必须做制度改进方法的优化，如扩大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等。“不能再要求地方政府给专项资金做资金配套，这容易逼着地方政府在配套上弄虚作假。”贾康委员说。
    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税制改革。已经推进的“营改增”改革，按照时间表今年要争取全覆盖。这样更有利于企业专业化细分、公平竞争，配合着结构性减税，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贾康委员表示，与此同时，资源税、消费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都需要进一步推进。
    三是财税改革任务，涉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怎样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的问题，完善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
    最后在谈及地方债问题时，贾康委员表示，“针对地方债问题，今年有一套阳光化、非常透明的制度安排。地方债已形成的隐性负债要逐步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置换成比较长期的、低成本的规范债务，为地方债‘开明渠、堵暗沟’。”

    胡树华委员：依托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宋斌斌

   “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客观、具体，具有务实性，听了之后令人振奋和鼓舞。”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胡树华接受记者专访时，首先谈及了自己对上午听取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看法。
    胡新华同时表示，他也在思考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些问题，包括产业创新升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还需要出台具体措施。
    “在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上，还缺乏一些非常具体的、前瞻性的、能够带动整个产业快速发展的计划或工程。”胡新华表示，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无论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涉及到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国资、外资和民营资本改制等问题，这方面也缺乏一些提纲契领的战略性文件。
    在他看来，要抓住重大工程拉动产业升级进程。例如，与经济关联度最大、补给效应最强的汽车产业，应该做一番大文章。“技术上失控、品牌被外资垄断，尽管拥有世界第一的规模，却没有可控的自主创新体系，改造和带动汽车产业发展刻不容缓。”胡新华说。
    同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新能源、新网络、新材料对传统汽车产业的嫁接和提升也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崇尚创新的国家，上世纪40年代有曼哈顿原子弹工程、60年代有阿波罗登月计划、80年代有星球大战计划、90年代有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如今的奥巴马政府又推出了新能源计划，美国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个重大创新工程引领其经济发展。
    纵观时下的世界汽车产业，美国的特斯拉还在持续创新发展、苹果、Google等国际网络巨头也在投巨资研发新一代汽车。
    “中国也完全可以以改造汽车产业为契机，进而形成覆盖全国、波及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发展格局。”胡树华表示，要以汽车为载体，以新能源、新技术创新为契机，使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区域创新联动起来，抢占新一代汽车产业的制高点，总有一天，中国人可以驾驭自己的汽车驰骋世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它被看做 2015年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动力。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可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可以集聚未来创新的力量。”胡树华认为，当然，除了现有的财税、金融政策之外，我国还要建立一个覆盖面广、可持续性强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这也是近三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力打造的一项具有现实和战略意义的工程。
    在胡树华看来，小微企业发展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一个长远发展计划，政府需要提供一个保姆式、全方位、全内容覆盖的服务体系。在这方面，湖北省服务小微企业的做法可以说走在了全国前列，即本着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小微企业创立时的管理咨询、人才培训，到发展壮大后的融资需求、土地需求、企业并购、国际化等方面都提供了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
    “希望利用我国政府服务小微企业的理念进一步强化、做大这一服务体系，进而推动这种服务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和推广。”胡树华说。
    谈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胡树华认为，在东部沿海地区结构调整减速的背景下，中部、西部甚至东北地区还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差距就意味着潜力，建议国家出台更加具体的区域发展行动计划。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处于龙头位置的上海经济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尾部的重庆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唯有长江中游的城市群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建议国家在实施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江海港口码头建设、新欧亚大陆桥建设等方面重点支持中部城市群发展，并体现在一些政策平台上予以实施，比如国家新区等方面。
谈及新常态下湖北经济转型发展的思路，胡树华表示，全省正在全面实施“一主两副”战略，即以武汉为主，以宜昌、襄阳为辅，形成大城市带动整个湖北经济发展的战略。目前这三个城市在湖北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同时，湖北省还强调“两圈两带”发展，“两圈”，即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两带”，即长江经济带和汉江生态经济带。
    在上述两大战略带动下，湖北省已经形成了食品、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共同支撑了湖北经济的升级发展。
    “湖北省已经从过去的农业大省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目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49%，农业占比减少到10%，第三产业占比为41%。”胡树华表示，未来湖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将主要依托重大项目的带动作用。据介绍，上海通用汽车已经落户湖北，联想项目也开花结果，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也相继布局湖北。